因为从西到东串联着河源文化、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和齐鲁文化，黄河在早期形成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巴颜喀拉山源头的白日依山到渤海的东流入海，从青海四川的细水长流到陕西山西的奔腾咆哮，黄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根魂，黄河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底色。

松潘县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民族团结和睦，文化多元纷呈。图为松潘花灯节（用旦 摄）

从地理位置看，四川的黄河流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平均海拔3500 米，自古就是羌、氐、藏、汉等民族生活、迁徙、交流、融合的场域和通道，也因此造就了万里黄河的文明高地；该区域河网密布，大江纵横，岷江、涪江在此发源并蜿蜒向南汇入长江，也使得这里成为勾连两河（黄河、长江）的文明纽带。

汉代凿通西域，大量胡人（粟特人等）自青海道，经此地南下来到成都平原，四川的蜀锦、邛杖也沿这条线路北上，远行安息、大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万里黄河的文明高地

对于黄河源头，古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先“远”后“高”的过程。如北魏郦道元就认为河源在遥远的新疆，他在《水经注》说“河出昆仑，伏流地中万三千里”。

石渠县的松格玛尼石经城，有着一千多年历史，见证着草原的变迁（梁春宁 摄）

对于古人而言，四川黄河流域不仅有“彝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的地理高度，更因拥有“大禹”而占据文化上的高地。

阿西协玛坚古遗址，将若尔盖县有人类活动的时间推进到了5300 年前（易生 摄）

从发掘成果看，北方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喇家文化等与四川的考古文化紧密相联。若尔盖达尼东遗址、协玛坚遗址、曲茹坚东和曲茹坚西遗址等，出土了陶片、碳屑标本、牛骨、绳纹花边口沿罐、羊颌骨等数量众多的遗物，并采集到磨制石锛等生产工具，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均有人类在此生产生活，显示出川西北与甘青黄河文化的交融。

若尔盖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易生 摄）

两河的文明纽带

“松潘，西蜀之门户也”。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四川黄河流域“控制番、戎，山川险峻，川蜀之襟带，而亦关陇之藩篱也。说者谓，松潘为西陲重地，深入番境，东南两路，仅通一线，故置关设堡。绸缪联络，为虑切焉”。

草原上的人们善于骑马，并能够在马背上进行高难度马术表演（用旦 摄）

历史上，四川黄河流域的行政区域划分曾多次调整，区域版图范围或大或小，几多变化。从更大的地理空间上看，这里地处高原与盆地，农业和牧业、汉政权与民族政权的边界，因此格外受到中央政权的关注。

红原县查真梁子是黄河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百川 摄）

自然地理演变显示，在黄河与长江上游区域，曾发生过两大水系的相互袭夺，因而构成黄河长江相伴相生的文明纽带，成为唯一连接两河（黄河、长江）的文化区域。这里的河谷适于农耕，高山适于放牧，能满足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加之它北连甘青黄土高原（黄河文化区）、南接云贵高原（长江文化区），的确构成了天然的民族走廊通道地带。

世界东方的文化通道

1980 年3 月，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曾出土一批东汉晚期至蜀汉的画像砖，其中有一组官吏出行仪仗图。作为前导的双骑，骑吏“高鼻深目，胡须蓬张”，属于典型的伊朗系胡人形象。

北京大学罗帅教授认为：“显然，这反映了蜀汉前后新都县一带官差中存在有西域胡人的事实。”那么，这些“高鼻深目”的伊朗人怎么会出现在成都汉墓的壁画中？

安多藏族服饰厚重耐寒且华丽（夏雪东尔 摄）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丝绸之路新疆至河西走廊段多次阻塞、中断。然而，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却仍能源源不断来到中原，他们所利用的是一条古羌人开发的古老道路。这条古道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然后经四川黄河流域进入成都平原。

事实上，魏晋之际，在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的确生活着数量不少的中亚胡人及其后裔。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隋代的何妥、何稠家族，历史显示“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他的侄子何稠因为继承了家族在玉器制作、波斯丝绸纺织等方面的手艺，而在古代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草原上，人们的饮食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夏雪东尔 摄）

近些年来，研究成果显示，途经四川黄河流域北上青海至新疆，南下成都往长安的这条古道的确是粟特商人进入的重要通道。这条商道虽不及海陆丝绸之路影响深远，却是古代陆上丝路中断之后，勾连东西方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重要通道。

文/ 刘小方

编辑/肖蓉

本文内容摘自《四川画报》2021年3月刊